一个白胡子穷老头儿向我们乞讨。我的同伴约瑟夫·达弗朗什居然给了他一个五法郎的银币。我感到有些惊奇。他于是对我说：“这个悲惨的人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这件往事的记忆一直让我念念不忘。我这就讲给你听。”事情是这样的：
  我小时候，家在勒阿弗尔，并不是有钱的人家，也就是刚刚够生活罢了。我父亲做着事，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挣的钱不多。我有两个姐姐。
  我母亲对我们的拮据生活感到非常痛苦。她经常用一些指桑骂槐、尖酸刻薄的话责怪她的丈夫。每逢这种情况，我那可怜的父亲就嗫嗫嚅嚅，无言以对，张开手掌在额头上搓来搓去，仿佛是在擦拭并不存在的汗水似的。我心酸地感受到，他有一种无能为力的痛苦。那时家里样样都要节省，有人请吃饭是从来不敢答应的，以免回请；买日用品也是常常买减价的，买拍卖的底货；姐姐的长袍是自己做的，买十五个铜子一米的花边，常常要在价钱上计较半天。我们家的日常饮食就是肉汤，以及只能在调料上换花样的牛肉，据说这既卫生又营养，不过我还是宁愿吃点别的。
  可是每星期日，我们都要衣冠整齐地到海边栈桥上去散步。我父亲要换上长礼服，戴上礼帽和手套，伸出胳膊给母亲挽着；而母亲此时已打扮得像一艘节日里的彩船了；两个姐姐早早打扮妥当，就等着出发的信号。不过，事到临头，全家人又总能在一家之主的礼服上找到一处仍然被遗忘的污渍，然后不得不飞快地用破布蘸汽油把它擦掉。这时，我父亲是绝不肯脱掉礼帽的，他只空出两只袖管，等候清理工作完成。而我母亲则戴上近视眼镜，把手套摘掉以免弄脏，手脚麻利地弄着。终于，我们一家郑重其事地上路了。两个姐姐互相挽着胳膊走在前面，她们都到了嫁人的年纪，因此父母总想让她们在城里露露脸。我待在母亲左边，父亲守在她右边。直到今天我都记得，我那可怜的父母在每次周日散步中展现出的故作庄严的神态、僵硬的表情和一本正经的气度。他们迈着严肃的步子，腰挺得笔直，两腿紧绷着，好像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某桩举足轻重的大事一样。 那时候，只要一看见从远方回来的大海船开进港口来，父亲总要说他那句永不变更的话：
  “唉！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
  父亲的弟弟于勒叔叔，那时候是全家唯一的希望，在这以前则是全家的恐怖。
  据说他当初行为不正，糟蹋钱。在穷人家，这是最大的罪恶。在有钱的人家，一个人好玩乐无非算作糊涂荒唐，大家笑嘻嘻地称他一声“花花公子”。在生活困难的人家，一个人要是逼得父母动老本，那就是坏蛋，就是流氓，就是无赖了。于勒叔叔把自己应得的部分遗产吃得一干二净之后，还大大占用了我父亲应得的那一部分。
  人们按照当时的惯例，把他送上从勒阿弗尔到纽约的商船，打发他到美洲去。
  我这位于勒叔叔一到那里就做上了不知什么买卖，不久就写信来说，他赚了点儿钱，并且希望能够赔偿我父亲的损失。这封信使我们家里人深切感动。于勒，大家都认为分文不值的于勒，一下子成了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
  有一位船长又告诉我们，说于勒已经租了一所大店铺，做着一桩很大的买卖。
  两年后又接到第二封信，信上说：“亲爱的菲利普，我给你写这封信，免得你担心我的健康。我身体很好，买卖也好。明天我就动身到南美去作长期旅行，也许要好几年不给你写信。如果真不给你写信，你也不必担心。我发了财就会回勒阿弗尔的。我希望为期不远，那时我们就可以一起快活地过日子了。”
  这封信成了我们家里的福音书，有机会就要拿出来念，见人就拿出来给他看。
  　果然，十年之久，于勒叔叔没再来信。可是父亲的希望却与日俱增。母亲也常常说：“只要这个好心的于勒一回来，我们的境况就不同了。他可真算得一个有办法的人。”
  于是每星期日，一看见大轮船喷着黑烟从天边驶过来，父亲总是重复他那句永不变更的话：
  “唉！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
  那时候大家简直好像马上就会看见他挥着手帕喊着：“喂！菲利普！”
  对于叔叔回国这桩十拿九稳的事，大家还拟定了上千种计划，甚至计划到要用这位叔叔的钱置一所别墅。我不敢肯定父亲对于这个计划是不是进行了商谈。
  我大姐那时28岁，二姐26岁。她们老找不着对象，这是全家都十分发愁的事。
  终于有一个看中二姐的人上门来了。他是公务员，没有什么钱，但是诚实可靠。我总认为这个青年之所以不再迟疑而下决心求婚，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我们给他看了于勒叔叔的信。
  我们家赶忙答应了他的请求，并且决定在举行婚礼之后全家到哲尔赛岛去游玩一次。哲尔赛岛是穷人们最理想的游玩的地方。这个小岛是属英国管的。路并不远，乘小轮船渡过海，便到了。因此，一个法国人只要航行两个小时，就可以到一个邻国，看看这个国家的民族，并且研究一下这个不列颠国旗覆盖着的岛上的风俗习惯。
  哲尔赛的旅行成了我们的心事，成了我们时时刻刻的渴望和梦想。后来我们终于动身了。我们上了轮船，离开栈桥，在一片平静得好似绿色大理石桌面的海上驶向远处。正如那些不常旅行的人们一样，我们感到快活而骄傲。
  父亲忽然看见两位先生在请两位打扮很漂亮的太太吃牡蛎。一个衣服褴褛的年老水手拿小刀一下撬开牡蛎，递给两位先生，再由他们递给两位太太。她们的吃法很文雅，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着牡蛎，头稍向前伸，免得弄脏长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进去，牡蛎壳扔到海里。
  毫无疑义，父亲是被这种高贵的吃法打动了，走到我母亲和两个姐姐身边问：“你们要不要我请你们吃牡蛎？”
  母亲有点儿迟疑不决，她怕花钱；但是两个姐姐赞成。母亲于是很不痛快地说：“我怕伤胃，你只给孩子们买几个好了，可别太多，吃多了要生病的。”然后转过身对着我，又说：“至于若瑟夫，他用不着吃这种东西，别把男孩子惯坏了。”
  我只好留在母亲身边，觉得这种不同的待遇十分不公道。我一直盯着父亲，看他郑重其事地带着两个女儿和女婿向那个衣服褴褛的年老水手走去。
  我父亲突然好像不安起来，他向旁边走了几步，瞪着眼看了看挤在卖牡蛎的身边的女儿女婿，就赶紧向我们走来。他的脸色十分苍白，两只眼也跟寻常不一样。他低声对我母亲说：“真奇怪！这个卖牡蛎的怎么这样像于勒？”
  母亲有点莫名其妙，就问：“哪个于勒？”
  父亲说：“就……就是我的弟弟呀。……如果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在美洲，有很好的地位，我真会以为就是他哩。”
  我母亲也怕起来了，吞吞吐吐地说：“你疯了！既然你知道不是他，为什么这样胡说八道？”
  可是父亲还是放不下心，他说：“克拉丽丝，你去看看吧！最好还是你去把事情弄个清楚，你亲眼去看看。”
  母亲站起来去找她两个女儿。我也端详了一下那个人。他又老又脏，满脸皱纹，眼光始终不离开他手里的活儿。
  母亲回来了。我看出她在哆嗦。她很快地说：“我想就是他。去跟船长打听一下吧。可要多加小心，别叫这个小子又回来吃咱们！”
  父亲赶紧走去。我这次可跟着他走了，心里异常紧张。父亲客客气气地和船长搭上话，一面恭维，一面打听有关他职业上的事情，例如哲尔赛是否重要，有何出产，人口多少，风俗习惯怎样，土地性质怎样，等等。后来谈到我们搭乘的这只“特快号”，随即谈到全船的船员。最后我父亲终于说：“您船上有一个卖牡蛎的，那个人倒很有趣。您知道这个家伙的底细吗？”
  船长本已不耐烦我父亲那番谈话，就冷冷地回答说：“他是个法国老流氓，去年我在美洲碰到他，就把他带回祖国。据说他在勒阿弗尔还有亲属，不过他不愿回到他们身边，因为他欠了他们的钱。他叫于勒……姓达尔芒司，——-也不知还是达尔汪司，总之是跟这差不多的那么一个姓。听说他在那边阔绰过一个时期，可是您看他今天已经落得什么田地！
  我父亲脸色早已煞白，两眼呆直，哑着嗓子说：“啊！啊！原来如此……如此……我早就看出来了！…….谢谢您，船长。”
  他回到我母亲身旁，是那么神色张皇。母亲赶紧对他说：“你先坐下吧！别叫他们看出来。”
  他坐在长凳上，结结巴巴地说：“是他，真是他！”然后他就问：“咱们怎么办呢？”母亲马上回答道：“应该把孩子们领开。若瑟夫既然已经知道，就让他去把他们找回来。最要留心的是别叫咱们女婿起疑心。”
  父亲神色很狼狈，低声嘟囔着：“出大乱子了！”
  母亲突然很暴怒起来，说：“我就知道这个贼是不会有出息的，早晚会回来重新拖累我们的。现在把钱交给若瑟夫，叫他去把牡蛎钱付清。已经够倒霉的了，要是被那个讨饭的认出来，这船上可就热闹了。咱们到那头去，注意别叫那人挨近我们！”她说完就站起来，给了我一个五法郎的银币，就走开了。
  我问那个卖牡蛎的人：“应该付您多少钱，先生？”
  他回答道：“两法郎五十生丁。”
  我把五法郎的银币给了他，他找了钱。
  我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纹的水手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又老又穷苦的脸，满脸愁容，狼狈不堪。我心里默念道：“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
  我给了他十个铜子的小费。他赶紧谢我：“上帝保佑您，我的年轻的先生！”
  等我把两法郎交给父亲，母亲诧异起来，就问：“吃了三个法郎？这是不可能的。”
  我说：“我给了他十个铜子的小费。”我母亲吓了一跳，直望着我说：“你简直是疯了！拿十个铜子给这个人，给这个流氓！”她没再往下说，因为父亲指着女婿对她使了个眼色。
  后来大家都不再说话。
  在我们面前，天边远处仿佛有一片紫色的阴影从海里钻出来。那就是哲尔赛岛了。
  离岸越来越近，我心里起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想再见一次我的叔叔于勒，靠近他，和他说几句温暖的、安慰人心的话。
  但是，因为没客人吃生蚝，他已经不见了。毫无疑问，他已经下到了散发着恶臭的底舱深处，那儿是这个苦命人的住所。
  我们回来的时候改乘圣玛洛船，以免再遇见他。
  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我父亲的弟弟！
  您以后还会看到我有时给流浪汉五法郎，就是这个原因。